非洲豬瘟的疫調逐步完成，並未影響到爆發豬瘟疫情的養豬場以外。然而，禁宰禁運的一切源頭，來自於廚餘餵豬的風波——這條「食物循環鏈」在防疫穩定時確實節省成本、減少浪費，但一旦發生疫情，禁餵措施啟動，整個廚餘系統就失去出口，只能臨時改送焚化或掩埋。從環保到能源，從防疫到糧安，所有節點都在此刻顯露出脆弱。
我們認為，問題不在於哪個環節做錯，而在於我們從未真正把「廚餘資源化」視為國家長線建設的一部分。這次的豬瘟事件，其實是一個強化生質能源佈局的契機。
廚餘並非廢棄物，而是有潛力的生質資源。若以厭氧消化技術產沼氣，再進一步升級成生物甲烷，便能取代部分天然氣。以現行台灣食物廢棄量估算，理論上每年可轉換出超過一億立方公尺的生物甲烷，足以供應上萬戶家庭使用。若能將廚餘處理鏈納入可再生能源政策，推動中小型地區性厭氧電廠、結合堆肥與熱電聯產（CHP），這不僅可強化能源自主，也能在防疫停餵時，迅速把廚餘分流進能源系統，維持整體鏈條的穩定。
環境部近年推動堆肥與生質能，但整體仍停留在「環保分類」層級，未能與能源轉型、糧食安全、防疫政策結合起來。豬瘟事件不只讓城市瞬間沒有溫體豬可賣，更凸顯了我們在廚餘去化的「備援系統」尚未成形：廚餘轉能源的量能不足、收運機制分散、地區設施不平衡。名義上全台廚餘再利用設施量能約每日1620噸，但實際運轉率偏低，一旦廚餘全數禁餵，就有近500噸/日必須被迫丟進焚化爐。
這次豬瘟事件，則再一次暴露出台灣廚餘與畜牧之間的微妙依存關係。長久以來，全台每天約兩千多噸的廚餘，有超過一半是經過高溫蒸煮後，回到養豬場成為飼料。
豬瘟的新聞看似只在畜牧場裡發生，實際上卻很快蔓延到街角的麵攤與市場。那種斷層感很直接：老闆娘說「豬肉用完了，休息一週吧」，黑白切的味道忽然變淡，水餃店貼出公告暫停營業。當供應鏈最末端的餐桌感受到震盪，這不僅是一場單純的豬瘟疫情，而是一整條防疫與資源體系的崩點。
從制度面來看，政府需要的是一個跨部會的「糧畜能源鏈」政策，而非單點治理。農業部應負責養豬端防疫及餵料監管，環境部需提升廚餘再利用技術與分流效率，經濟部則應將生質能納入能源策略主體，而不是附屬項目。更重要的是，資訊流與調度機制必須打通，讓地方政府在疫情或供應中斷時能即時切換處理模式，而非陷入一週的「無料可賣」。
豬瘟讓我們暫時吃不到溫體豬，也提醒了更深的一層事實：任何一個看似小的環節，都牽動整個島嶼的運作。
廚餘、防疫、能源，這三件原本分屬不同領域的事，現在被放在同一張桌上。倘若政府能趁這次危機推進中長線的資源化與能源化建設，也許未來當我們再次在街頭吃黑白切時，談的就不只是「豬瘟」本身，而是台灣如何讓一份黑白切、一鍋麵店高湯，乃至一碗滷肉飯背後的系統，更穩定，也更聰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