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25年5月17日，核三廠2號機依法退役，台灣正式達成「非核家園」的里程碑。這是數十年來，公民社會、專業團體與政策推動者共同努力的結果。非核家園不只是政策標語，更是一種從島嶼條件出發、兼顧環境風險與世代正義的政治選擇。然而，就在這個關鍵轉折點，核電延役的修法，讓已退役或即將退役的老舊核電機組重啟成為可能。我們必須嚴肅指出，這不僅是對科學證據與公共風險的漠視，也可能動搖台灣長期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基礎。
台灣的核電機組普遍已達40年以上運轉年限，任何延役都不是「重新檢修」那麼簡單。
機組長年運轉所造成的材質疲勞、金屬脆化、零件老化，加上設計年代與今日技術標準已嚴重脫節，延役幾乎等同於在風險的邊緣繼續賭博。日本福島核災的核心教訓之一，正是對老舊機組風險評估的過度自信。比利時延役核電也曾因安全升級成本過高而引發社會爭議。何況台灣地處板塊交界，多座核電廠周邊即為活動斷層，如此地理條件更不容冒進。
我們認為，核能最大的風險不僅在運轉當下，而是其幾乎永無終點的後續責任。核三廠2號機退役後，接下來至少有25年的除役工程，還需新建乾式貯存設施，更遑論數萬年才能衰變的高階核廢料仍無合適處置場址。台灣至今無法取得低階最終處置場的社會共識，高階核廢更完全沒有技術解方與政治意志。
延役所製造的不是能源選項，而是世代債務，是把成本與風險轉嫁給未出生的人民。這不只是政策失衡，更是環境正義的違失。
如此重大且具高度風險的能源轉向，理當經過充分科學評估、跨部會協調、專家聽證與社會對話。但此次《核管法》修法三讀的過程中，不僅延役條文未經嚴謹程序審查，國會甚至未召開一次具實質討論與評估功能的公聽會，即再進一步通過核三廠重啟公投案。這種密室式法案突襲，無視專業判斷，也剝奪了民眾知情與參與的基本權利。延役與否，應回歸科學標準與社會共識，建立專責機構與透明機制，讓能源決策回歸公共理性。
非核與再生能源本是互為承諾的兩面，過去幾年，政府在燃氣替代、太陽光電、風力建設與儲能佈局已投入龐大資源，也逐漸建構出具備回應尖峰用電與備援能力的彈性電網。事實上，核三2號機停機當日，台電公布夜間備轉容量仍逾300萬瓩，相當於3部核三2號機，足以穩定供電。當能源轉型尚未成熟，任何對「回頭路」的暗示，將打擊綠能產業信心、擾亂市場預期，反而使真正的低碳轉型更遙不可及。
核能支持者經常以「穩定基載電力」作為護符，但這套話語早已落後於全球能源技術進展。
德國、澳洲等地已透過高度再生能源比例、儲能系統、需求面管理與跨區調度，重塑穩定供電邏輯。新型電網的關鍵不在單一集中電源，而在系統彈性與多元調度能力。以當前科技與成本趨勢，擴大儲能與提升電網智慧化，反而比重啟高風險的核電機組更符合現代能源治理原則。
台灣的能源未來不能被侷限在舊思維與舊機器之中。延役法案之所以令人遺憾，不僅在於技術風險，更在於它向社會傳遞了一種錯誤訊號：我們可以忽視過去的教訓、延後承擔代價。
事實上，正因核三退役，我們更需要全力以赴完成電力結構的轉型與制度的健全，而不是讓政治操作凌駕科學與民主。我們認為，台灣應該以「非核家園」作為現代能源轉型的起點，而非歷史的句點，更不該讓未來的孩子為今日的短視買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