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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經濟重現


2016/7/28 下午 03:50:00 提供機構:瑞銀投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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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銀環球經濟學家唐納文(Paul Donovan)

政治重臨金融市場,但市場卻不知道應如何應對。

於1990年代,金融市場的政治風險減退。央行的獨立性似乎將經濟政策從政治影響中分離。市場並不關心入主白宮的是布希還是柯林頓,只要美聯準會有葛林斯潘就好,這結果讓市場非常推崇央行政策,著重數學經濟學,而忽視了政治問題。

自全球金融危機之後,多年來政治經濟正逐漸冒起。政治經濟關心的不是選舉結果預測或政治事件猜測(這種黑暗藝術叫選舉學),而是去了解政策會如何影響經濟,以及例如財富分佈等政治問題會如何影響經濟結果。政治經濟亦是關於人們如何開始預測政策,並因而改變行為。

推動政治經濟冒起的主要因素,是很多地方都意識到社會以及收入差距有多嚴重。多年來,已發展世界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(雖然全球收入差距則有相當顯著的減少),卻為消費平等所掩飾。信貸使人們得以花費他們所沒有的收入,造成平等的假象。

隨著2008年後已發展經濟體的信貸增長瓦解,收入差距的現實變得更明顯;而突如其來地道出真相,則令影響更深,讓人們產生挫敗感,並使經濟背後的憧憬轉化為嫉妒。消費者從前渴望某些事物,並使用信貸來獲取;但現在只會生氣和困惱,因為他們即使辛苦工作,都不足以獲得他們鄰居所享受到的生活方式。

而在不少國家,大部分人都無法享受經濟復甦的成果,令情況雪上加霜。這種模式無論在出現結構性轉變的時期,還是經濟衰退過後,都非特別罕見,但令效果倍增的,是同時間出現這兩項因素。

突然戲劇性地意識到收入差距有多嚴重,加上政治家談經濟復甦,但自己卻覺得無緣享受,於是助長了「代罪羔羊經濟」,即是某群體尋找另一容易識辨的群體,並針對他們視之為導致這種經濟狀況的原因。不同社會會以不同群體作為代罪羔羊,而且每次都怪錯對象,但可作為面對經濟痛楚時投放焦點的目標。

代罪羔羊經濟可引來政治回應。耽於偏見政治或反政治的政治家會崛起:「只要從經濟中除去這少數人的影響,一切都會變得美好」。

政治經濟正因此而冒起。為試圖應付社會的差距意識,現在的政策比過往多年來干預更重。當政治中心試圖應付這些民粹憂慮時,政策就會受反政治所左右。這為投資者帶來問題:經濟是全球性的,但政治則屬當地問題。政治經濟受文化及社會規範所影響。要遠距離了解政治風險極為困難,肯定比將數字套入數學經濟模型然後獲得標準結果困難得多。

世界越來越難為投資者所了解。隨著政治經濟冒起,投資者會傾向將金錢留在自己的地區,而不想投資於不清楚其政治風險的市場。最終,政治經濟可能令世界經濟效益更低、更難預測,和更不穩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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