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金牛幫幫忙

2001年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，成為第143個成員國。從那刻起，中國進口產品便連續衝擊美國長達二十幾年，對於經濟造成極深遠的影響。  

《華爾街日報》指出，這波巨浪可以說是徹底顛覆了美國製造業，藍領階級苦不堪言，對於全球化的不滿也從那時不斷堆積，在全國各處播下、擴散。這種情緒某種程度上改寫了美國政治，讓川普在2017年首度入主白宮。 

有些經濟學家發現，在疫情爆發前的幾年，普遍被認為影響最嚴重的美國東南部、中西部等製造業重鎮，都有漸漸復甦的跡象，唯獨那裡的藍領工人卻沒有。 

「我們對這個發現非常震驚，因為這和預期的完全不一樣。」研究者之一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奧特爾（David Autor）表示。 

影響美國多年的「中國衝擊」 

上面提到的，都還是「中國衝擊1.0」的範疇。對於美國而言，近年中國製電動車和再生能源大量湧入，被稱為「中國衝擊2.0」，這讓時任總統拜登不得不設下保護措施。 

今年川普重掌白宮，宣布對中國、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新關稅，雖然外界批評此舉可能加速通膨、擾亂全球供應鏈，但他似乎不以為然，「我知道可能會有一些暫時性的影響，但人們會理解的。」中國政府也表態反對，並且陸續宣布反制措施。 

這劍拔弩張的局勢，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始就埋下根源。當時美國認為，中國加入WTO不僅能讓國內民眾享受物美價廉的商品，為美國企業開啟中國市場的道路，同時也可能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化，可說是一舉數得。雖然對於國內製造業影響在所難免，但參考日本成功躋身經濟強國的經驗，這種衝擊還在可承受範圍內，勞動階級們應該也會適應。 

但回過頭看，美國當局的預測顯然太過理想。中國幅員遼闊，勞動力成本極低，出口激增的速度遠遠超過預期，他們只花了幾年時間就成為「世界工廠」，美國製造業沒有緩衝的時間，幾乎無法競爭。 

全球化是把雙面刃？ 

奧特爾教授與蘇黎世大學的戴維·多恩（David Dorn）及哈佛大學的戈登·漢森（Gordon Hanson）在2011年發表了相關論文。論文顯示，美國製造業重鎮失業率明顯上升，薪資下降、食品券及殘疾補助金領取量增加、單親家庭和貧困兒童比例上升，死亡率也有增加的趨勢。 

這些發現在經濟學界投下一枚震撼彈，掀起漣漪。畢竟長年以來，全球化一直被視為有益、進步的，幾乎沒有負面影響，如今卻被指為造成社會衰弱的可能原因。甚至有人認為，2016年問鼎總統大位的川普正是利用這點，激化了人們憤怒、不滿的情緒，讓選民向自己靠攏。  

在今年發表的論文中，奧特爾、多恩、漢森和美國人口普查局經濟學家瑪吉·瓊斯（Maggie Jones）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布拉德·賽茲勒（Brad Setzler）合作，共同研究了2000年至2019年間，美國藍領階級的個人就業和收入情況。  

他們發現，從2010年起，許多原本受到影響的地區有了復甦的跡象，例如北卡羅萊納州希科里（Hickory）和喬治亞州道爾頓（Dalton）。不過，這種復甦主要是醫療、教育、零售和餐飲業發展帶動的，製造業本身並沒有回暖的趨勢。 

沉睡未醒的製造業

受「中國衝擊」影響的製造業工人，以沒有大學學歷的本土白人和非裔男性為主。最新數據顯示，有些人失業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，不過大部分人還是能持續工作到退休。然而，隨著他們年齡增長、退休，此後卻沒有新血來填補勞動市場的缺口。 

另外，即使這些工人保住了工作，收入卻幾乎停滯，沒有成長。「我們原本以為工人會隨著年資增長得到升遷，但事實上，他們的機會反而消失了。」賽茲勒說。 

學者們最初的假設是，在產業受到衝擊後，人們會選擇搬離原本的居住地，到工作機會較多的地方生活。但事實上，製造業工人轉行的比例微乎其微，與「中國衝擊」來臨前相比，他們搬遷、轉職的比例甚至更低，和學者們普遍預期的結果背道而馳。 

這些地區後來出現的服務業職缺，多半不是由這些工人來填補，而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或合法移民。他們以亞洲人和拉美裔族群為主，有不少人擁有大學學歷，原本那群工人的處境就顯得更加嚴峻了。 

「他們周遭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」奧特爾說。這份研究點出幾項針對政策的問題，例如，該怎麼緩解經濟衝擊的影響？受影響的工人依然生活在重創地區，卻和新興產業的需求脫節，導致區域復甦與這群工人無法產生有效的連結。這或許不是十萬火急、必須迅速解決的重症，但確實是不斷侵蝕美國國家體質的可怕慢性病。